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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丨从“眯眯眼”到网红脸:存在真正的中国审美吗?
凤凰网原创丨“丑化中国人”是指什么?是不是所有的这类形象本身就具有“丑化”的意涵?怎样实现一种真正反对刻板、提倡多元的审美观?
作者丨叶家晨
| 三只松鼠惹争议的广告
参与拍摄该广告的模特、微博用户“菜孃孃”则表示自己“确实就是长成这个样子”,“也没有故意要去营造什么辱华形象”。她认为,在爱国的同时不该事事上纲上线。“我眼睛就是这样,甚至生活中比这还细小。”“丑化中国人”:
从D&G的筷子到Dior的摄影
近期,网络舆论中关于“辱华”或丑化中国人的争议迭起。上映不久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中的角色被指为“眉间距宽”、“吊眼角”。早先的11月下旬,著名摄影师陈漫为迪奥在上海的艺术展览拍摄的《傲慢的矜持》系列摄影也在社交网络引起争议。其中,女模特的阴沉神色与高度刻板化的面容,被许多网友认为是对中国女性的丑化,后来陈漫为此道歉。2018年,奢侈品牌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的短片也曾因其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和对中国习俗的表达被指为“辱华”。| 《中国十二色》系列摄影
这些争论以及各有差异的舆论反应和当事人回应,要求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对这种“刻板印象”的批评及其限度。“丑化中国人”是指什么?是不是所有的这类形象本身就具有“丑化”的意涵?怎样实现一种真正反对刻板、提倡多元的审美观?这里所说的“丑化中国人”,与西方文化中对华裔/亚裔的刻板印象相关。从历史上来看,留着两撇细长胡子、脸上挂着狞笑、阴险狡诈的傅满洲(Fu Manchu),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典型华人形象。在传统的西方审美中,亚裔群体相对常见的细长眼型等容貌特征,经常附着有负面的价值判断。一项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发现,美国亚裔女性热衷于通过整容手术改变眼皮和眼角的形态,以便于她们摆脱“呆滞”、“被动”、“心胸狭窄”等传统亚裔刻板印象。显然,许多亚裔女性受困于这种社会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从杜嘉班纳的广告片到陈漫的部分作品,都揭示了西方时尚文化行业的惯例仍然在加强这种异国风情式的形象。审美背后的权力:
有一种本质的“中国”审美吗?
有人认为,这类“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并非在一般中国民众眼中的理想女性,这种判断似乎是以大众审美偏好为基础的。然而,这种审美偏好的形成,不能仅通过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它还内嵌着更广泛的、多层次的社会权力关系。我们所说的“中国人喜欢的长相”,与其说是某种“本真”中国美的体现,毋宁说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演艺界颇受欢迎的女性容貌特征。大红大紫的荧幕女星,大多有着高鼻梁、双眼皮和轮廓分明的脸庞,而这些特质比起东亚人,在欧美人的容貌中更为常见。正因如此,迪丽热巴、古力娜扎等少数民族女演员,在外形上被认为具备“天生”的优势,成为一种合法的“异域风情”。当白皮肤、双眼皮以及如上所述的容貌特征在主流文化中被视为“美的象征”,它们便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特定的五官和面部特征在整容医美产业中日渐流行,乃至形成所谓“网红脸”、“混血脸”的戏称。对身体的改造,固然体现了中国女性追求美和身体自主的积极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具有共性的“改造”目标同样暗含着后殖民文化权力在身体审美领域的运作。相貌的焦虑:
把人物形象语境化,才能谈是否丑化
在模特“菜孃孃”的微博回应中,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显然为自己的外貌遭受指责感到不平。偏小的眼睛,难道就不可以做模特吗?在特定的案例中,个人显然不应该受到指责。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批评一些西方时尚行业缺乏反思的惯例时,也应该意识到,针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不能脱离语境。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时尚一方面试图提供某种普遍规则,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并且塑造自身阶层、圈子的文化正当性。因此,尽管西方商业时尚界一贯被指责为制造身体羞耻(body shame)和身材焦虑,但在一定程度上,求新、求异的文化诉求也促使其逾越既有的审美规范。因此,西方时尚形象设计时而反主流而行之,以此重申差异和(相对于西方主流/中心的)边缘之美的正当性。兼具黑人、跨性别、同性恋、女性身份的模特杰瑞·琼斯(Jari Jones)为时尚品牌Calvin Klein拍摄的纽约街头巨幅广告,表明即使一个人属于少数社群、拥有丰盈的体态,仍然可以张扬自己的美。| 杰瑞·琼斯为Calvin Klein拍摄的广告
正是由于西方时尚产业对亚裔形象的选择性再现,才使公众感到不满。陈漫的《傲慢的矜持》组图与杜嘉班纳在其广告短片中对中国人形象与中国文化的再现,有意无意地与既有的、包裹着极大偏见的亚裔认知惯性相接合,这似乎无法简单与杰瑞·琼斯的大胆表达类比。显然,时尚并不如齐美尔所说“对现世的生活标准完全不在乎”。近年来,与西方时尚品牌相关的刻板印象指控屡见不鲜,这些被筛选、塑造和“典型化”的亚裔女性形象的一再出现,意味着时尚领域的文化生产逻辑不是打破、而是最终服务于对他者偏见的固定和结构化。因此,在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中,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时尚品牌主导的文化生产背后的语境,不能忽视殖民史、黄祸论和“眯缝眼”所塑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想象上的不平等语境。与此同时,也不应跨语境地将特定的批评对象过度泛化,进而将“小眼睛”视作一种教条式的批评对象。这种泛化的指责,可能适得其反地扩大某种刻板形象,忽视和伤害这些容貌特征背后一个个真实的、同样拥有追求美的权利的人。当审美没法客观中立:
走向一种多元包容的审美观
近代以来,东西方在文化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加剧了包括东方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景观。这些文化现象并不是一种空泛的指责,它剥夺了来自“东方”的社会群体公正地表达自身的权利。与此同时,这也提示我们,偏见和歧视必须被放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去语境化、去历史化地对待这些被指认为偏见和歧视的形象,最终反而会导致对这些形象的再次刻板化。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本土语境中,审美也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准则。人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审美,而在社会层面具有优势的群体更有机会被塑造为可欲的形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审美的影响。因此,一种反对刻板、追求多元包容的审美观,不仅意味着打破东方主义的桎梏,并且要求对各种社会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保持反思,对号称中立或者理所当然的审美观点乃至批评背后的语境保持关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有对任何审美的刻板化和排它倾向保持警觉,社会才可能建立真正自主、包容的审美形态。或许,我们应该期待在公共领域看到更丰富的形象:女人和男人,小眼睛的人和单眼皮的人,体态丰盈的人和纤细的人,不同族群和性取向的人,农民和工人,身有伤疾的人。Ta们都可以是美的。叶家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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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叶家晨
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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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丨萧 轶